“Our” Search for the “Win-Win” – Thoughts on Development of Area Studies in China (立足“我们” 谋求“共赢”——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uangming daily, 光明日报, May 2022)

Prof. Liu Xincheng, Vice-chairman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prof Li Jianjun, from the Center for Study of Civilizations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explain the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ea studies”, share the experience they gathered while developing “Chinese school” of area studies, and note the reasons why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institutions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ea studies. As Liu and Li conclude, talent training, learning of languages, absorp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on both ends are the basis for reaching deepe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strengthening connec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 text was published by the prestige Guangming Daily (光明日报).

近日来，随着“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被国家列入学位授予目录（征求意见稿），国内学界有关区域国别学的议论陡然热烈起来。作为在该领域已有十余年探索经历的专门机构之一，我们借此机会谈一点思考和体会，希望得到各方面专家的指正。

在时下的讨论中，关于我国区域国别学的性质与定位，有人溯及《诗经》时代以来的“国别研究”传统，有人将其作为已有“涉外”学科的自然整合与延伸，更多人则将其视为外国特别是美国类似研究机构的简单效法与移植。这些看法都各有一些根据，但似乎与本学科的“发生史”不相吻合。

事实上，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全新事物，这个“新”，既相对于时间轴上的历史，也相对于空间轴上的世界。该研究近年来在学界成为热点，蔚然成“学”，完全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基于我国国情，深植于我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适应国际角色转换的现实需要。细说起来，这种需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我国国势由弱转强，产生对外部世界更新认识的需要。这种知识更新兼有质和量两个方面。“质”主要就有关发达国家的知识而言。曾几何时，在这些国家面前，我们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就是发展水平上的追随者，这极大影响了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视角与心态。今天我们说要更新认识，就是指不再以应对、“学步”的姿态，而是以平视的目光客观全面地认知和理解这些国家和民族。“量”是针对有关欠发达国家的知识而言。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了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国根本无暇关注欠发达世界，而这一个多世纪，正是新生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努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的关系，增进对这些国家的了解，但实事求是地讲，限于国力，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社会与文化缺少基本认知。如今，时代早已不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我们必须在质和量两个方面更新区域与国别知识，以全新的知识系统参与指导我国的外交、贸易与人文交流。

其次，伴随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产生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16世纪以后，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但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体系，中国虽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大国，但因为贫弱，并未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近年来，伴随中国持续发展壮大，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展开，中国企业经营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后，补习“中国课”几乎成为一个全球现象。与此同时，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任务。但是，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前提是深入了解不同地区、不同国别的本土文化，其中包括语言、习俗、宗教信仰、民族区隔、物质生活水平、社会阶层级差等，不了解这些，就不了解当地人的文化接受心理，我国文化即使走了出去，也无法真正走进当地人的内心。反之，只有在了解当地人的所思所想，找到中国文化与当地文化对话的“切入点”后，中国文化才能真正“融进去”，实现文化差异下的“求同存异”。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就是要为培养覆盖全球的“异质文化”知晓人才奠定学科基础。

最后，出于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面对世界日益严重甚至空前的环境危机和国际治理危机，中国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仅写进了中国宪法，也多次写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原创性理念，是典型的“中国方案”，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解读者和推动者，是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这需要具备双重的硬实力。其一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及实践意义，有深入理解、把握和创造性发挥的能力；其二是传播能力，这不仅指语言沟通能力，还包括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与当地价值有效衔接并融入其价值体系的能力。在上述能力基础上推广“中国方案”，将有机会为世界发展带来“新动能”。研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的问题，培养践行理念的适用人才，乃是区域国别学需要承担的重要使命。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与美式“地区研究中心”的区别。历史地看，后者纯粹是“美国特殊论”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其出发点是将研究对象国视为威胁程度不同的“假想敌”，“中心”的目的是在深入了解对方的基础上，收集信息乃至情报，为美国政府决策提供咨询。而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出发点和建设目标与之截然不同。从上述分析可知，我们是从一个曾被漠视的角落而非殖民宗主国的位置出发的，我们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自我中心”和征服欲，也不会产生“假想敌”的虚拟映像。我们的宗旨是相互了解，文明互鉴，合力打造“共同体”。套用人类学语言，美式“中心”立足于“我和他”，中式机构立足于“我们”。美式“中心”致力于文化对立认知上的“操控”，而中式机构谋求超越文化对立的“共赢”。“我们”的“共赢”愿景要求中式机构在研究上，不能满足于现阶段“概览”式的浅尝辄止，不能满足于能够合理解读过去发生的事情，还要前瞻性地预判外国怎么看中国，努力在挖掘“最大公约数”上“深耕细作”。

根据区域国别学的上述定位，可以发现，该学科建设与一般传统学科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差别，那就是至少在现阶段，该学科应以培养人才为中心，整个学科建设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运作。人才培养的规模、规格、模式、核心素养、知识结构、实践体系、考核标准、师资建设等，都是需要纳入学科建设方案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基本“学制”不赶快建立起来，不能尽快批量培养出适用的亟须人才，那就背离了学科建立的初衷，势必导致学科在起步阶段即发生“塌陷”。学科建设涉及许多内容，以学科建设助推人才培养是当下大多数学科的基本建设路线。但就区域国别学来说，我们认为，至少目前，宜采取以人才培养反推学科建设的策略。

在这种策略下，我们极度重视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质量。这一学科人才除了要接受语言、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学习，有扎根对象国深入调查的经历，还需具备特殊情怀，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不追名逐利，能够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下，深刻认同“中国方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客观解读“异质文化”，愿意将对立足点“我们”的理解化为自觉的行动，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之间“架桥铺路”。学科建设反推策略和人才培养高标准要求高校等学科建设单位积极打破常规思维，创新协同各类资源，让该学科建设在取得人才培养实效的基础上“立得住脚”，并不断往前发展。

总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是百年变局下的全新事物，是受国家现实需求驱动的特殊学科。它的出发点和使命与“美式”中心为代表的区域研究迥然相异。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在当下我国区域国别学基础比较薄弱、研究目标又比较高远的情况下，跳出一般传统学科建设的“藩篱”，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反推学科建设应该是一条推动该学科从自发探索走向规划发展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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